“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这是红安（旧称黄安）传唱至今的一首民谣，简短质朴的24个字，浓缩了一部气壮山河的红安革命斗争史。

在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着一面黄麻起义时用过的铜锣。这面历经岁月洗礼的铜锣，与一根系着红布条的鼓槌均保存完好，成为红安革命斗争的见证。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等相继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惨遭镇压。黄、麻两县党组织依靠广大群众和农民自卫军武装，同当地的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力量。

黄麻起义时用过的铜锣。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9月下旬，中共黄安县委和麻城县委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湖北省委制订的《秋收暴动计划》，分别领导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的农军和农民群众举行暴动，开展打土豪分浮财的斗争。10月，中共湖北省委先后派符向一、王志仁、刘镇一、吴光浩等到黄安，建立中共黄（安）麻（城）特别区委员会，发动和领导两县的武装起义。

11月13日，黄安、麻城3万余名农民自卫军和义勇队，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和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以夺取黄安城。当晚10时，总指挥潘忠汝亲自整队作了简短的战斗动员，并挑选部分人员组成攻城突击队和尖刀班，准备里应外合。

在当地民众配合下，起义军浩浩荡荡地向黄安城挺进。这是一支穿戴不一、武器多样的起义队伍。据记载，当时走在最前面的是农民自卫军，他们胸佩红布条（时称“赤化带”），臂系白布条，肩扛着土枪。紧随其后的是义勇队，他们大多数拿的是长矛、鱼叉、镰刀、扁担等自制武器。队尾的是赶车驱马、畜驮人背的担架队、运输队。尽管武器装备简陋，但起义军革命斗志高昂，高喊着口号，义无反顾地向黄安城进军。

14日凌晨，起义军抵达黄安城西北门外，把黄安城围得水泄不通。随着铜锣的敲击声，潘忠汝一声“攻城”令下，叫喊声一片，土炮声、枪声四起。义勇队队员吴立行一马当先，攀梯而上。他刚爬上城墙，就被躲在城垛暗处的敌人一枪击中，从一丈多高的城墙上摔了下去，倒在血泊中。吴立行的牺牲激起了起义军的无比愤怒。吴先恩等数十名义勇队队员组成敢死队，争先恐后地攀上木梯，爬上城头，歼灭了驻守城楼的敌军，与吴光浩率领的攻城部队胜利会合。攻城的缺口打开了，紧闭的城门砸开了，起义军如决堤的洪水从四面八方涌入城内。在阵阵铜锣声中，起义军活捉反动县长，全歼城内敌军，并砸开监狱释放了所有在押的共产党员和群众，将革命红旗插上了黄安城头。黄麻起义胜利后，黄安农民政府宣告成立。中共黄（安）麻（城）特别区委员会根据中共湖北省委指示，将黄、麻两县农民编成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总指挥为潘忠汝，党代表戴克敏，副总指挥为吴光浩、刘光烈。

黄麻起义为革命播下火种，大别山工农武装斗争的烽火由此点燃。1928年初，鄂东军在木兰山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克敏任党代表。3月下旬，第7军针对国民党军的围攻，将部队编为4个短枪队，采用“昼伏夜动，远袭近止，声东击西，绕南进北”的游击战术，活跃在以木兰山为中心、方圆百余里的广大地区。5月，第7军进驻柴山保（今河南省新县陈店乡），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走上边界武装割据的道路。7月，第7军改编为红军第11军第31师。到1929年5月，红31师发展到近400人，初步建成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苏区。以黄麻起义为发轫，创建的鄂东军和苏区，为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近30年的革命斗争中，大别山始终红旗不倒，火种不断，涌现出许多英雄儿女，铸就了一个个赤胆忠魂。大别山人民发扬“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的“一要三不要”和“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的“一图两不图”精神，数十万子弟前赴后继投身革命。仅红安一地，就有14万人英勇献身，后经查明登记在册的烈士就有22552名。1952年9月，黄安这座英雄的县城正式改名为红安，成为共和国唯一以“红”命名的县。在这块土地上，走出了223位将军，是全国将军人数最多的县。铜锣声声，是革命先辈们对党忠诚的不朽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