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历来注重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自觉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获得正确认识，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1956年1月11日，毛泽东同志视察国营南京无线电厂。

毛泽东同志是调查研究的行家和高手。

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他对《民立报》的一则报道很感兴趣。报道讲述两名学生周游全中国的消息，最远到了西藏。之后，他和萧瑜一道，特意周游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此行约1000里，一路上靠为当地士绅书写对联维持食宿之需，持续约6周。可以说，这是青年毛泽东第一次自觉发起的田野调查之行。1918年春，毛泽东又与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游历半个多月，了解经济社会情况。学生时代的田野之行，成为毛泽东后来主张和力行调查研究的萌芽，让他对家乡和中国社会有了更深的了解。

1921年到1923年，毛泽东来到安源考察工人运动。他和矿工同吃同住、一起下矿，体察大家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在毛泽东的努力下，一半以上的工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俱乐部。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农村专门作过十几个系统调查。1927年一二月间，他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地的农民运动，基于调查情况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泽东早期调查与研究的重要成果。在这份报告里，他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革命的问题，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

基于在江西农村的深入调查研究，毛泽东撰写了《兴国调查》。在这份报告中，他强调了实地调查和地方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了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

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两个响亮的口号：“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既阐明了调查研究不仅是必要的，更是重要的；不仅要做，还要做好。

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我们党的作风有了根本好转。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收集了以往有关农村调查的一些报告，编印《农村调查》一书，目的是“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明确指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

关于怎样开展调查研究，周恩来同志也有过系统思考和阐述。他说：“我们下去调查，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

周恩来认为，下去调查，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但对群众的意见领导方面还要加工，然后回到群众中去考验，在这基础上再加工。”脱离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尾巴主义，随着群众跑，就会放弃党的领导。

张闻天同志不仅有深厚的理论造诣，还在实地调查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实绩。

延安时期，张闻天响应号召，组织了农村调查团。调查团于1942年1月离开延安，在陕甘宁、晋西北一带的农村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历时一年多的调研中，张闻天化名张晋西，深入农村、住在农村，和广大农民打成一片。在他的调研日记中，可以看到张闻天多次记述自己“牙痛”“伤风”“肚泻”“看病”乃至“拔牙”等情况，这表明他是带着病痛深入一线的，但并未消磨扎根农村、深入调研的斗志。

基于调研发现与思考，张闻天先后整理撰写了《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八个自然村的调查》《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等一批报告。

张闻天感慨：“这次出发使我深切地感觉到，我知道中国的事情实在太少了。到处看到的东西，在我都是新鲜的、生疏的、不熟悉的。必须经过一番请教之后，我才能认识它们，同它们交起朋友来。”

对于客观实际的重要性，张闻天作了生动形象的说明：“客观的实际，并不因为我们的‘熟视无睹’、我们的不理会或是不承认而消极退休。相反的，我们愈是不理会它，愈是不承认它，它愈是积极地同我们捣乱，使我们到处碰钉子，到头来只弄得我们头破血流，家破人亡。”正是因为客观实际如此重要，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对于客观的实际必须有详细的调查研究，而决不能粗枝大叶，自以为是，夸夸其谈。”

张闻天特意区分了“走马看花式的调查”和“典型的调查研究”。他认为，前者“调查的事物虽然很多，但常常是表面的、空洞没有内容的、不深刻的”；后者对于一件事物花费的时间比走马看花式的要超过许多倍，“看得深入，看得透彻”，能够发现事物内部的运动规律。

张闻天还总结出了一些调研方法。例如，要了解调查对象的环境，做到“对调查对象所处环境应有必要的了解，不要把调查的东西从它的具体环境中孤立出来看”；调查访谈的态度要有讲究，“态度应不太庄严，使群众害怕；也不要油腔滑调，使群众看不起”，待人和气、亲热、自然“是最主要的”。

此外，谈话时间，力求以不妨碍对方生产、损失对方利益为原则。“农忙时的中午休息时间及夜晚时间，及冬天农闲时间，是最便利于调查工作的。”

张闻天还细致记录了许多细节观察，如穷苦青年娶不起媳妇的问题，当地的说法是“闹不起婆姨”。只因当时娶媳妇的花费实在巨大：“连送布、出首饰、出聘礼等在内，没有几百元以至上千元的法币，是不能成功的。”这些家长里短、事无巨细的记录，包含着他对社会现实的真实关切。

经过这番接地气的深入调研，张闻天不仅撰写了大量的调研报告和文稿，还在精神层面获得了升华。他兴奋地写道：“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这就是我出发归来后所抱着的愉快心情。”

邓小平同志作出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源于调查研究。他强调，要把调查研究作为永远的、根本的工作方法。

1980年六七月间，邓小平赴陕西、四川、湖北、河南等省进行调查研究。他指出，建设目标，一定要反映人民生活在哪些方面受益，不能只讲平均工资每年增长百分之几，必须把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生活得到的改善反映出来。人民生活要有相当增长，人民才能满意。

1983年2月，邓小平到苏州、无锡、杭州等地进行调查研究，欣欣向荣的社会景象让他倍感欣慰。回到北京后，他在谈话时高兴地指出：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修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

1992年初，邓小平前往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他语重心长地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深入调查研究”是习仲勋同志的真实写照。1978年七八月间，习仲勋不顾天气湿热难当，在广东“跑了3个地级市、20个县”。身边的同志回忆，习仲勋专门踩着沙石去过境耕作口调研过境工作问题。他发现，由于过严的边防政策，导致过境耕作人员较少，造成大量土地丢荒。之后，相关政策得到果断调整。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在调研路上，习仲勋看到运输铀矿的车包裹着帆布驶过，特意强调这种放射性很强的物质一定不能泄漏，并当即敦促相关负责同志进行协调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