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1日，《晋察冀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五一口号”，题目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右上为毛泽东同志侧身头像。“五一口号”的发布，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热烈响应，在我国统一战线史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发动主动进攻，相继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为迎接全国胜利，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由陕北转移到河北。此时的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已陷入全面危机。国民党策划和制造的“较场口惨案”“下关惨案”“李闻惨案”等一系列惨案，使民主党派一些人士从“第三条道路”的幻梦中清醒过来。同共产党团结合作，一起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成为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愿望和自觉选择。因此，一个如何建立新中国的严肃政治课题，已经摆到了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全国人民面前。

按照惯例，每年“五一”前夕，中共中央都会通过新华社对外发布有关纪念“五一”的专门决定，或举行集会、游行，或刊发文章、社论。1947年3月，党中央机关撤离延安，新华社留下小部分人员组成工作队，跟随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转战陕北，大部分人员在社长廖承志的率领下转移到位于太行山深处的河北省涉县东西戌村坚持工作。1948年，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廖承志给中央发来一封电报，请示中共中央：“五一”劳动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重要政策决定通过“五一口号”来向全国发布？

廖承志的这封电报，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认为该是通过“五一口号”对外公布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提出新中国政权蓝图的时候了。

1948年“五一”前夕，中央宣传部门拟定了“五一口号”初稿送毛泽东同志审阅。毛泽东对其逐字逐句进行审核修改。其中，重要的修改有：一是将新华社电头由“总社”改为“陕北”。这是出于战争的需要，迷惑敌人，使其以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央机关还在陕北转战。二是将初稿第五条“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此条是“五一口号”的点睛之笔，公开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向国内外宣告要建立新中国、成立新政权。三是将初稿第二十三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划掉，将第二十四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天下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境界和家国情怀。修改后的“五一口号”共23条，字字千钧有深意。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晋冀察军区驻地，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通称城南庄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如何促进和迎接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到来。会上，周恩来指出，“五一口号”不是宣传口号，而是行动口号，这是形势发展的趋势，全国人民的要求。经过讨论，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晋察冀日报》的前身为《抗敌报》，1937年12月11日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创刊。该报于1938年4月转归晋察冀，后成为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1940年11月7日，《抗敌报》改称《晋察冀日报》，邓拓任社长兼总编。抗战期间，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和极其简陋的工作条件下，《晋察冀日报》工作人员利用广泛的消息源，巧妙地绕过敌人的封锁线，源源不断地获取消息、坚持出版发行，担负着开展抗战政治宣传的重要使命。当时《晋察冀日报》社驻地在新房村，离城南庄只有一公里远。因《解放日报》已于1947年3月中央撤离延安而停刊，中央发布的重大消息都由《晋察冀日报》刊登。因此，《晋察冀日报》成为首刊“五一口号”的报纸。

据曾任《晋察冀日报》编委会编委、编辑部副部长陈春森回忆：“快到中午的时候（注：1948年4月30日），晋察冀日报社接到上级任务，中央要求‘五一口号’一定要保证在5月1日当天见报。那天我是值班编辑，由于这个任务特别重要，邓拓也来到编辑室和我一起值班。从下午等到傍晚，稿件一直未到，我们心里不免有些着急。晚上10点刚过，毛主席审定的稿子终于送到了……事不宜迟，邓拓和我马上进行编排，迅速送印厂排出小样，我们再对小样反复校对，确保内容准确无误……凌晨，刊登着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晋察冀日报》在印刷厂开机印刷。那天晚上，从社长、总编到编辑、排版和印刷工人，大家都没有合眼，整整忙碌了一夜，待报纸印刷完毕已是东方大亮。我们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在5月1日那天迅速将刊登有‘五一口号’的《晋察冀日报》发放出去。”